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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氪领读 | 人们真的仇富吗?“风险共担”帮你看清真相
发布时间:2019-09-19 15:17:46 来源:龙戈电竞-龙戈电竞官网-龙戈电竞平台点击:52

  36氪专门为读书设立了【36氪领读】栏目,筛选一些值得读的书,并提供一些书摘。希望你手边有一本称心的书,让读书这场运动继续下去。

  本书是塔勒布“不确定性”系列丛书中的思想结晶,承接上一本书《反脆弱》的一根肋骨——不能牺牲他人利益来增强自身的反脆弱能力,探讨了人们应该在实践中亲历风险,规避生活中隐藏的非对称性风险,从而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世界上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是人们容忍的不平等,普通人的理解能力和那些英雄人物的远见卓识之间就存在着不平等。比如,爱因斯坦、米开朗琪罗或隐士数学家格利沙·佩雷尔曼,人们不难发现自己和他们有很大的差距。

  这也同样适用于企业家、艺术家、士兵、英雄、歌手鲍勃·迪伦、苏格拉底、当地名厨、一些名垂青史的罗马皇帝,比如马可·奥勒留。简言之,人们会很自然地成为他们的粉丝,你会喜欢去模仿他们,还会渴望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但是你不会憎恨他们。

  另一种是人们难以容忍的不平等,因为那家伙看起来就和你差不多,但是他会操纵系统谋求私利、寻租、获取不正当利益,尽管他拥有一些你渴望拥有的东西(他的俄国女朋友),但是你不可能成为他的粉丝。

  这一类人包括银行家、发家致富的官僚、为邪恶的孟山都公司站台的前参议员、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且西装笔挺的公司高管,以及攥着巨额奖金在电视上夸夸其谈的人。你对他们的态度不是忌妒,而是愤怒,一看到他们昂贵的汽车,你就会感到愤懑和痛苦,他们让你感觉自己被矮化了。

  这种富裕的奴隶造成的假象,给人一种很不协调的感觉。

  琼·威廉姆斯写过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她指出美国的工人阶 级会高度关注富人的一言一行,将他们视为榜样,而媒体安排的对话交流节目却很少涉及现实世界问题,而是不停地向观众灌输“应该这样思考”的模式化内容。

  米歇尔·拉蒙写过一本书《劳动者的尊严》(琼·威廉姆斯曾引用过其中的有关内容),她对美国蓝领阶层做了一次系统性调查,发现他们对高收入的专业人士持愤怒态度,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并不仇恨富人。

  可以肯定地说,美国公众(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公众都会如此)鄙视那些高薪的人,或者更准确的说法是,鄙视那些通过拿着与其付出不相符的高工资而致富的人,这个现象具有普遍性。几年前,瑞士进行了一次全民公投,要求立法将管理人员的收入限定在最低工资水平的固定倍数上。

  该项立法动议未能通过,但这项公投本身意义重大。这说明瑞士也有类似的问题,既有富裕的企业家,也有通过其他某种方式攫取名利的人。

  在某些国家,如果财富来源于寻租、政治庇护或监管套利(监管套利是指当权者和内幕知情者利用监管欺骗公众,或者利用烦琐的监管程序来阻止行业竞争),财富就被视为零和游戏。彼得得到的,就是保罗失去的,某人变富,就一定是以牺牲他人的财富为代价的。

  而在另一些国家,比如美国,财富可能来自破坏性创造,人们会发现某人变富并不是拿走了你口袋里的钱,他甚至可能还往你的口袋里放了一些钱。另一方面,依据本身的定义,生活的不平等就意味着财富分配的零和游戏。

  人们憎恶的并不是那些自己承担风险的富人,他们真正憎恶的是那些身处高位却不承担风险的人,这些人并没有用身家性命参与“风险共担”,他们也不可能从他们目前的地位和财富水平上摔下来,更不可能穷困潦倒到排队领救济的地步。

  同样的道理,那些批评唐纳德·特朗普(当时还是总统候选人)的人从某种程度上帮助了他,因为这些诋毁他曾经经商失败的人不仅误解了伤疤的价值(伤疤标志着他曾经亲自承担风险)。

  而且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宣扬特朗普公司破产和他个人损失近10亿美元这件事,反而消除了人们可能对他产生的憎恶(第二种不平等)。损失10亿美元成了值得尊敬的事,因为他输掉的是他自己的钱。

  那些不参加“风险共担”也不承担公司经营风险的高管,只会享受公司业绩增长带来的好处,而不会承担公司业绩下滑的损失(就是那种总能在各种会议上侃侃而谈的高管)。

  他们根据某些指标获得报酬,但这些指标并不真实反映公司运营的健康情况,这样他们就可以操纵指标、掩盖风险、获得报酬,然后退休(或者去其他公司继续做同样的事)。他们可以将离职后公司暴露的风险,轻易地推卸给继任者。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重新定义不平等,将这一概念置于更加严格的基础之上,但是我们先要介绍两种方法的差异:静态和动态,因为“风险共担”可以将一种不平等转化为另一种不平等。

  还请记住以下两句话:

  真正的平等是概率上的平等。

  只有“风险共担”能防止系统崩溃。

  很明显,经济学家们,尤其是那些从未亲身涉险的经济学家的通病就是:他们无法理解动态变化的事物,看不到动态事物和静态事物之间有着不同的属性。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熟悉复杂系统和胖尾现象(我们稍后会详细解释)。他们也缺乏理解更艰深的概率理论所需的数学基础和本能直觉。

  他们对遍历性完全无知(稍后几段我们将开始介绍遍历性),而在我看来,是否理解遍历性是区分一个真正了解世界的学者和一个只会写八股文式论文学者的最好标准。

  请先看几个定义:

  静态的不平等只是一张瞬间抓拍不平等现象的照片,它不能告诉你在今后漫长的历程中还会发生什么。

  请考虑以下事实:10%的美国人在其有生之年将有机会挤进前1%的收入排行榜,并待上1年;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将挤入前10%,并待上一年。

  很显然,美国的数据和更加静态(但名义上更加平等)的欧洲是不同的。例如,美国最富有的500个人或家族,只有30年历史。

  但在法国的名单中,60%的富豪是靠继承得来的财富;1/3最富有的欧洲人,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属于最富有的家族了;而佛罗伦萨的情况更为严重,几大家族控制了那里的财富已达5个世纪之久。

  动态的(遍历的)不平等,需要完整地考虑未来和过去。

  如果只提高底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不能创造动态的平等,而应该让顶层的富豪轮替,或者迫使他们向其他阶层的人开放更多的机会。

  让社会更加平等的方式,是迫使处于顶层的富人(参与“风险共担”)始终承受着退出富豪榜前1%位置的风险。

  以上给出的条件比单纯增加收入流动性更严格,流动性意味着底层的穷人可以变富,而上述条件意味着富人不能肯定自己永远都能待在顶层。

  现在,我们在数学层面上再精确地表达一下:

  动态的平等就是要重建遍历性,从而使得概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可以相互替代。

  只要时间足够长,遍历性就能让许多与概率分布和理性决策相关的重要的心理学实验结果都失效。现在,我们就诉诸你的本能来理解一下遍历性。

  请在头脑中想象一幅由美国人口的收入和其他各项指标构成的分布图,从图中你可以看到,在美国前1%的少数富翁当中,一些人体重超标,另一些人身材高大,还有一些人很幽默。

  你还可以看到,大量美国人处于收入的中下层水平,他们之中有瑜伽教练、烘焙专家、园艺咨询师、电子表格处理专家、舞蹈顾问和钢琴修理师,当然还有西班牙语女教师。

  请观察每个阶层的人占美国收入和财富的百分比(请注意,收入的不平等看起来比财富的不平等要弱),完全遍历性就是指我们每个人(如果活得足够长的话)。

  我们一生中经历的“各个阶段”的经济状况的分布情况将和这幅图所揭示的美国“各个阶层”经济状况的分布情况相同(即概率在时间上的分布和概率在空间上的分布,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假如我们能活100年,那么我们将有60%的时间,也就是60年,在中下收入阶层度过(这个阶层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是60%),10%的时间(10年)在中上收入阶层度过,我们有20年是蓝领阶层,还有可能在最富裕的1%阶层待上1年。

  完全遍历性的反面是一种吸收态。吸收态这个术语源于物理学中的粒子运动,当粒子撞击上一个吸收壁,它们会被吸收或粘住。

  吸收壁就像是一个陷阱,一旦被吸收进去(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结果),就出不来了。一个人通过某种方法(比如经历一个随机过程)变富了以后,将一直保持富裕状态。

  另一个人从上层跌落到中下层级,他将永无翻身之日。在这种情况下,他理所当然地憎恨富人。另外你注意到了吗?

  当国家很大的时候,高层的人很少向下流动(比如法国),整个国家对大公司很友好,保护它们的高管和股东免受中低层之苦,甚至还鼓励他们变得更富有。

  当某些人的社会地位从不下降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其他人被封杀了上升空间。

  在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虚构的回忆录中,有个阶层被称为官僚,得名于中国明朝的官僚体系(与中国的官方语言普通话是同一个词)。我一直知道官僚阶层的存在,但是直到我注意到官僚们对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著作的反应时,我才意识到他们具有一个显著有害的特性。

  皮凯蒂效仿卡尔·马克思,写了一部关于资本的巨著。当这本书还是法文版的时候(那时法国之外的人都还不知道这本书),我的一个朋友就送了一本给我,我一直觉得原创的、非数学的社科图书很值得称道。

  这本《21世纪资本论》,对愈演愈烈的不平等现象提出了强烈的警告,书中提出了一套新的理论,解释了为什么资本总能比劳动力攫取更高的收益率,同时还指出如果对资本的这种高额回报没有再分配或者直接剥夺,整个世界将会崩溃。

  然而他关于资本投入的回报率高于劳动投入的比较是错误的,任何人只要仔细观察最近兴起的“知识经济”或者曾经参与过投资活动,都不会赞成他的这一观点。

  很明显,当你说第一年比第二年更加不平等的时候,你需要确定顶层的那些人还是去年的那些人,否则这种比较就毫无意义。

  但是皮凯蒂并没有这么做(请记住他是一个经济学家,他对动态的事物有天然的理解困难),问题还不止于此。不久,我就发现除了从静态角度观察不平等并直接得出结论以外,他使用的方法也有缺陷:皮凯蒂的工具不匹配他意欲证明的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

  他的作品缺乏数学的严谨。于是我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和拉尔夫·杜阿迪合作,另一篇是和安德烈·蒙塔纳以及帕斯夸莱·西里洛合作的《统计力学及其应用》,它们发表在物理学期刊上。

  关于衡量不平等的指标,比如,前1%富人的构成及其变化,如果你在整个欧洲范围内观察这个指标,你就会发现该指标高于各成员国的不平等程度,而且这种偏差会随着各国不平等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我的这两篇论文有严谨得像铁甲舰一样的定理和证明,全文像科学文献一样严密得无懈可击。

  尽管它可能并不必要,但是我坚持把结果以定理的形式呈现出来,因为如果一个人试图质疑一个被严格证明的定理,其结果只能是让大家质疑他对数学的理解能力。

  经济学家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因为他们并不真正理解不平等现象。不平等可以视作一种尾部的不协调现象,富人位于财富分布的尾部。

  系统内越不平等,赢者通吃效应越强,我们就越偏离“平均斯坦”。不平等的根源在于财富过程是由赢者通吃效应主导的,任何一个在官僚体系帮助下的财富积累过程,都会倾向于将富裕阶层不可逆地锁定在社会顶层。

  所以解决办法是,允许系统存在一种机制,这种机制使得最强大的、最富有的人有可能因其承担的风险过大而垮塌,这种机制在美国运行良好。

  但有些事情比学者犯错误还要严重得多。

  问题本身并不是问题,人们如何应对问题才是一个问题。我发现比皮凯蒂的错误更糟糕的问题是官僚体系的干预使得不平等现象更严重了。

  当官僚们看到皮凯蒂书中的证据时,他们激动得想要马上采取行动,这场景简直就像某人眼中的“假消息”——官僚们可能就是“假消息”。

  经济学家完全被他的作品冲昏了头脑,他们表扬皮凯蒂的“博学”,因为他探讨了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这相当于表扬一个举重运动员拿着一个公文包穿过2号航站楼。

  他们完全无视我的结论,当想起我的时候,他们就说我很“傲慢自大”(想想我坚持的那个策略:使用规范的数学表达式,别人就不可能说你是错的)—这真是对科学的非凡赞美。

  甚至保罗·克鲁格曼(一个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公知)写道:“如果你认为你在皮凯蒂的作品中找到了明显的漏洞,不论是实证的还是逻辑的,你都可能是错的,因为他认真做了功课。”

  后来我见到了克鲁格曼,当面向他指出这个错误,他回避了问题(不一定出于恶意),这很可能是因为他没有考虑过概率和组合数学,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考虑一下这样的现实:保罗·克鲁格曼和皮凯蒂之流,不会有阶层下降的风险,我们消除社会不平等的努力,只会让他们的人生更上一层楼。

  除非美国的大学系统或者法国的政权崩溃,否则他们还会继续领取他们的工资。而你刚刚在牛排店遇到的那个戴着金项链的陌生人,正在承受着如果生意失败就要去排队领救济的风险,克鲁格曼和皮凯蒂却没有这种破产风险。

  古语说得好,以剑谋生的人会死于剑下,靠承担风险谋生的人也会被风险夺去生计。

  我用了如此大的篇幅写皮凯蒂,是因为他的书激发了广泛而热烈的欢迎,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层喜欢用抽象的理论去和被压迫的人建立虚假的团结,其目的无非是巩固他们自己的特权。

  普通人之所以不像“知识分子”和官僚那样猛烈抨击财富不平等现象,是因为忌妒只会发生在相邻的阶层,而不会穿越多个阶层。对财富的忌妒并不是源自穷人,穷人只关心如何改善自己的生活,这种忌妒源自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

  简单地说,那些已经致富的大学教授和拥有永久性稳定收入的人,那些在政府或学术界任职的人,他们普遍认同皮凯蒂的观点。和他们交谈之后,我确信那些最积极想要剥夺富人财产的阶层,恰恰是离他们最近的人(并一直拿自己和他们做比较的人)。

  就像过去许多次社会运动中,最早接受革命理论的恰恰是资产阶 级或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官员阶层。所以对富人的忌妒并非来自美国亚拉巴马州南部的卡车司机,而是来自美国纽约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那些受过常春藤学校教育的“白知”(比如,保罗·克鲁格曼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受过常春藤学校教育的人有着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对有些人不如他们聪明却比他们富有的事实感到沮丧。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中曾经提出这样一种假设,即你更有可能在你的亲友中遭到忌妒:底层的人可能对他们的表亲或中产阶 级产生忌妒,而不太可能对富裕阶层产生忌妒。

  “在自己的土地上谁都不是圣人。”这句话指出了忌妒是一种具有领地属性的情绪,有人误以为这句话源自耶稣,其实这是《修辞学》中的一段话。

  不过,亚里士多德这句话也是在赫西奥德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后者的原文是“鞋匠忌妒鞋匠,木匠忌妒木匠”。让·德·拉布吕耶尔总结道,忌妒只在同一行业、相近天赋和相同条件下产生。

  所以我怀疑皮凯蒂是否像我们在上一章谈到的米歇尔·拉蒙那样,认真地关心过底层法国人民到底想要什么。

  我确信他们想要更好的啤酒、一个新的洗碗机或者更快的地铁,而不是去推翻他们从未见过的富人。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人们可以通过设计问题来引导舆论,将富人描绘成窃贼,正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做法一样,在这种情况下,蓝领阶层就会要求来一次满地人头的暴力革命。

  知识分子为什么如此关心社会的不平等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本能地用等级社会的眼光看世界,他们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

  其实还有一个深层次的病理学原因,那些培养了他们的名牌大学平时讨论的话题大都是有关等级社会的,而现实世界的大多数人并不为此感到困扰。

  在古老的乡村,忌妒并不是一个困扰大家的社会问题。富人之间相互接触的机会很少,他们各自住在自己的领地里,缺乏那种营造相互攀比心理的环境。

  富人在自己的领地被一群依靠他们谋生的农民包围着,除了偶尔进城以外,他们的社交生活相当垂直,他们的孩子会和仆人的孩子一起玩耍。

  发展到商业社会以后,相同或相似阶层的人才开始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社交演变成同一阶层内的活动。工业化社会以后,富人开始向城市或郊区聚集,他们的财富状况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这种财富差异使得他们相互攀比。于是,比赛开始了。

  因此,工业化社会以后的富人在社交上隔绝了穷人,穷人对于他们而言变得理论化了,成了教科书上的概念。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讲的那样,我从未见过一个正统的剑桥大学讲师和一个巴基斯坦来的出租车司机一起闲逛,或者和操着伦敦腔英语的工人一起举重。

  因为知识分子认为他们有权把穷人当成一个观念来对待,一个由他们创造的观念。因此,他们确信自己知道什么才是对穷人最有利的。

  请回忆一下我们关于规模问题的讨论,人类的道德是有适用对象的,并不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对象如果是一个遥远的域外人,那么就不适用于我们的道德。即使不是域外人,我们的道德规则也会因对象不同而变化。

  忌妒的反面是共情(将感情推己及人的做法)。你可以看到,人们对他们同一个阶层的人有更多的共情。传统上,上流社会会收留那些家道中落的年轻人作为自己家的伙计,以此来帮助他们。这样的做法其实有互助保险的属性,只在确定的有限人数内有效,并不能普及全社会。

  “你照顾我的子孙,我也会照顾你的子孙”源自共情之心,却有自保之效。

  我从皮凯蒂的恢宏巨著中学到了另外一课:他的书里充满了各种图表。这其实是一个教训:如果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遇到一个专家使用各种图表呈现大量数据,那么这并不能说明他很严谨。

  我作为一个概率专业人士,在《黑天鹅》那本书中并没有使用大量的数据和图表(除非个别说明性目的的展示),因为我相信堆满了数字和图表的作品,恰恰缺乏逻辑严密的论述和坚实可靠的观点。而且,人们误以为实证主义就是堆砌数据。

  当我们的逻辑是正确的时候,只需要一些有意义的数据稍加修饰;而当我们试图证伪某一观点时,一个反例就足够了。只要有一个数据显示存在极端偏差就足以表明黑天鹅的存在。

  当交易员们赚钱的时候,他们懒得搭理你;当交易员们输钱的时候,他们会把你拖入细节、理论、数据和图表的汪洋大海之中,以便证明他们自己是无辜的。

  概率论、统计学和大数据分析的核心不是数据,而是基于观测得出的逻辑—尤其当观测数据不足时,逻辑就至关重要了。在很多情况下,真正有用的仅仅是几个极端数据。

  极端数据很少出现,而一旦出现,它们就带来巨大的信息量,并足够让你证明(或者证伪)某个观点。比方说,你想要证明某人有1000万美元,你需要做的就是打开他的股票账户显示市值有5000万美元。你不必逐一列出他家的每一件家具,包括他书房里价值500美元的油画和餐厅里的银餐具。

  我根据自己的经验得出一个发现,当你买一本厚厚的、用成吨的图表和表格来证明某一观点的书时,你一定要小心:这往往意味着大量无关紧要的数据没有被作者筛选掉,而真正重要的观点却还没有被提炼出来。

  但是对于普通大众和没有统计学基础的人来说,这些图表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简单的真理就这样被复杂的数据替换掉了。

  斯蒂芬·平克就在他的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使用了这个方法,他说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暴力行为减少了,并将此归因于现代制度和机构的功劳。

  我和我的合作者帕斯夸莱·西里洛仔细审阅了他的数据之后发现,要么是他没理解自己的数字(事实上,他确实没理解),要么是他事先已经形成了观点,罗列这些图表和数据是为了让别人接受他的观点,而不是证明这个观点。

  他没有意识到,统计学并不关心数据本身,核心是通过数据提炼逻辑,从而避免被随机产生的数据愚弄。但是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普通大众和他那些崇拜国家机器的白知同事,都认为这是一本很了不起的书(至少他们这会儿是这么想的)。

  结束本节之前,让我们来谈谈比不平等更糟糕的不公平,那些在后台工作而又不承担风险的人,因其曾经为政府工作而变得富有了。这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现象,揭示了社会的不公平。

  当奥巴马总统离任时,他接受了4000多万美元来写回忆录,很多人对此感到愤怒。但是他的支持者,那些捍卫中央集权政府的人都为他辩护,反过来批评继任政府雇用富有的企业家担任政府公职。

  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是贪婪的,但他们谴责金钱的同时却支持那些没有通过商业活动就赚到钱的人,这明显不合逻辑。我苦口婆心却又徒劳无功地向公众解释,让富人担任公职和让公职人员变富不是一回事儿。

  再说一遍,事物是动态发展的,一个事情发生的机制以及后果,才是最重要的。我支持让富人担任公职,是因为他们的财富本身就是能力的证据,它表明他们有足够的能力应对现实世界的问题(当然他们也可能只是随机过程的幸运儿),但是我们至少都看到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某些技能。

  当然,这个人的财富必须是其亲身参与“风险共担”所赚取的,他如果还在这个“风险共担”中失去过部分乃至全部的财富,体会过与之相关的焦虑和愤怒,就再好不过了。

  如果我们结合道德和后果来看公职人员发财这件事,那么我们相信:

  利用公职发家致富绝对是不道德的,而且对社会有巨大的伤害。

  杜绝此类现象的一个好办法是强制要求公职人员在就职宣誓时增加一条:待其离开公职以后从私人部门赚取的金钱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限额,超出部分将归全体纳税人所有。

  这就保证了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真诚,在公职部门工作虽然报酬不高,但是公职人员能够从服务社会的工作中获得情感回报。

  这还能确保他们在公职部门工作,不是出于某种战略投资的目的:你不能基于卸任后会被高盛公司雇用的动机,而去担任耶稣会主教的职务—尽管这两者都要求雄辩和博学。

  其实大多数公职人员,都倾向于终身待在政府公务员序列里面。当然了,某些领域的部门除外:农业食品、金融、航空航天以及与沙特阿拉伯有关的任何部门……

  一个公职人员可以制定对某些行业(银行业)特别友好的监管规则,然后去摩根大通银行把他当公务员时工资和市场差额的几倍统统赚出来(你可能还记得,监管者总想把监管规则制定得越复杂越好,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凭借专业知识被高价雇用了)。

  所以公职部门存在着隐性的贿赂:你对某行业某公司好一些,比如说孟山都公司,它之后也会照顾你。它做这些并不是出于荣誉感,而是要让这个机制运转下去,以此来鼓励现在监管它们的公职人员对它们好一些(像你曾经做过的那样)。

  那个任人唯亲的“白知”财政部前部长蒂姆·盖特纳(我和他共用绪论中提到的那位意大利理发师),就很明显地接受了那些曾经被他救助的金融行业的报答。

  他用纳税人的钱救助了陷入危机的银行家们,让他们从危机后最大的资金池里给自己发奖金,那是2010年,他们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然后这个行业为了报答他的良好表现,在一家金融机构里给了他一份年薪数百万美元的工作。

  有些领域严重依赖专业技能,电工、牙医、葡萄牙语不规则动词变位专家、助理结肠镜专家、伦敦的出租车司机、代数几何学家,这些都是专家(各地情况或多或少有些不同)。

  然而记者、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临床心理学家、管理理论家、出版业高管、宏观经济学家却不是专家,或者说这些行业并不依赖专业技能。

  让我们来考虑这一系列问题:谁才是真正的专家?由谁来决定哪些人是专家?谁是负责鉴定专家的专家?——时间才是专家。

  

  《非对称风险》这本书共包含四个主题:不确定性以及知识的可靠性;人类事务的对称性原则,包括公平、正义、责任感、相互性;交易中的信息共享;复杂系统中以及在现实世界中的理性。书中的内容可谓是包罗万象:主观动机分析、二手车买卖、道德伦理、契约理论、学术界以及现实世界的学习、康德法则、政府权力、风险科学、知识分子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政府责任、社会正义、期权理论、基本人权、狗屎的供应商、神学……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畅销书《黑天鹅》《反脆弱》《随机漫步的傻瓜》的作者。塔勒布的“不确定性”系列丛书已被译为36国语言在全球发行。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是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思想者之一。当今令人敬畏的风险管理理论学者,被誉为拥有“罕见的勇气与博学”。塔勒布倾其一生研究不确定性、概率和知识的问题。他撰写了50篇学术论文来探讨“不确定性”,内容涉及国际关系、风险管理、统计物理学。主要研究课题是“在不透明环境下的决策”,为引导我们如何生活在一个我们并不理解的世界中提供指南或原则。